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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阁农村土地承包亲历记

2018-09-26 09:36来源:中国酒都网 作者:王德碧 评论:0 条评论点击量:0人次
1977年12月上旬的一天,喜头区委和路线教育工作团召开联席工作会,目的有二:一是区委工作团的工作总结;二是路线教育工作团的使命即将结束,需要做一年来工作的小结和下步的打算安排。
  舆论是行动的先导
 
  1977年12月上旬的一天,喜头区委和路线教育工作团召开联席工作会,目的有二:一是区委工作团的工作总结;二是路线教育工作团的使命即将结束,需要做一年来工作的小结和下步的打算安排。
 
  喜头区下属六个公社,论各公社书记的年龄,我挂末。论资历,我最短或最浅。于是在开会发言的顺序上,我时常挂末,这次也不例外。
 
  要求发言的主要内容,是一年来工作的主要成绩是什么?经验有哪些?还存在什么问题?对邓小平复出干部和群众有些什么认识?等等。
 
  其他公社的发言多数偏重于:为了巩固集体,对被侵占的土地和社员的开荒地均采取“收”,为了割断资本主义的尾巴,态度鲜明地要将开荒新种的包谷,哪怕长势再好,也要不惜忍痛砍掉……唯独我社的工作队长许某,在我的再三推脱下首先发言。许队长说:“林阁公社党委工作,一是党委班子团结,工作很有套路;二是工作很有朝气,说干就干;三是很有主见,不随大流;四是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十分主动。唯独不同的是:对于被侵占的土地和开荒地,已种了包谷并且长势不错的,一律进行估产统计——说句不太好听的话:这叫天然救济粮。经统计约500多亩,亩产400到500斤。这么可靠的产量若是葬送于乱刀之下,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工作队员服从了公社党委的这个主张。”
 
  轮到我发言时,我说:“许队长的汇报如实,我就不再重复了。我只说明的是,邓小平同志的复出,就意味着刘少奇同志的平反,‘三自一包’的复活。现在的管理形势和体制值得考虑,说不定还有个大变化……”我的话还没说完,就被在座的不少公社书记群起而攻之,他们说:“王德碧,你哪里来的胆量,发这样的狂言?”“王德碧,毛主席扶起来,还喝得汤呀!”“你骨头还嫩了点,劝你小心点。”“你简直是耗子奸猫——不要命。”等等。会场只有一个青干和一个区公所秘书,他们义正严辞地说:“王书记讲得很有道理……”主持会议的张团长(县委副书记张伯权)更是态度鲜明地说道:“你们发言时人家没有吭气,轮到王德碧同志发言,你们的话语就不那么干净。人是要相互尊重的!”这时会场才安静下来,张书记才叫我把没有讲完的话继续讲完。记得我讲的最后几句是“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的:实践……认识……再实践……再认识,如此反复无穷,结论只在调查的末尾,而绝不在他的开头。陈云同志说:不唯书、不唯上、只唯实。我们一屋两头坐,生意各做各;说的不算,捅出来的才是黄鳝,让未来说明问题吧。”
 
  会后,林阁的工作队长出于对我的关心和担心,特此找我谈心。学孔的工作队长是我的家乡长辈,晚饭后也来找我散步谈心。他提出了不少疑问,最后说:“小王啊,我们是沾亲带故的,我希望你说话要注意场合,要吸取历史教训。1957年、1958年的反右言论就是这样产生的,右派就是这样出现的——我相当担心你哟!我知道你工作有能力又有魄力,就是怕你遭整……”
 
  我听了后说:“老辈子、老领导,请您放心。一是我信仰不变,二是坚持事实求是,三是不能打肿脸充胖子。你在学孔发现的‘南瓜当冰糖,海椒当衣裳’的现象继续坚持下去行吗?为什么自家园地的庄稼长势比集体地的好呢?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,这是不争的事实哟!我们共产党人要讲老实话呀,我这是坚持事实求是的路线,而绝不是与党对着干哟……”这样互提着疑问,大约走了五六里路,可谁也没有说服谁。
 
  跟上时代的步伐
 
  在参加工作后的七、八年里,我亲眼看见农民兄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,不少农民仍然处在“用钱靠贷款、吃粮靠回销”的被动局面。就是乡干部们,按标准也是不够吃的。全国形势更是“上边放、下边望、中间还有抵门杠”。
 
  林阁公社地点偏僻、信息闭塞。为了克服这个难题,我于1977年10月托人在遵义买来一台收音机,及时收听党中央的声音,从信息、思想上赶上时代的步伐。我感觉到舆论导向一天不同一天,特别是邓小平的复出,更标志着历史转折已经到来。而且安徽、四川的局部地方已开展土地承包,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 
  于是,根据林阁公社的实际情况,我便在1978年的农历正月十六日召开大队干部会议,提出为了解决林阁人民吃饭的大问题,干脆搞土地大包干——说干就干!一次到位,不拖泥带水。可与会同志争议很大。公社副书记袁光泽说:“老弟,我替你担心。这事等有人干了再干也不迟,何必争当出头鸟?我遭了没有关系,你老弟还年轻,值不得。”云丰大队支书李兆龙说:“王书记,通过下放土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,这是个好办法,不过吓人啊!”林坪大队支书刘安太说:“这个办法好是好,上边发现了怎么办,谁来担当?”新山大队支书穆定宗说:“胆子不要太大,我怕以后收不了场。”米山大队支书赵光恒说:“书记,你怎么知道安徽和四川的情况?我们都没得关系,主要还是担心你。”同心大队支书周治全说:“我随大流。”
 
  下午四点钟,我最后总结说:“今天是1978年第一次会议,公社党委请大家过个晚年。我讲三点:第一、农民的温饱,确实没有从根本上解决,说起来我们这个公社是先进,实际上,还有在外面讨饭吃的,还有个别烈性青年在外边乱干;第二、大集体、大排工、大浪工的现象确实严重存在,为什么各家各户的园地庄稼长势好,集体庄稼长势差?第三、我这书记成了上半年总结经验,年终向上级要回销粮的书记。以上三个问题,就是要下放土地,搞大包干的由来。现在上中下的形式是:党中央放、群众望、中间还有抵门杠。例如,我们这里就是如此,我的意见是放、放、放!公社党委放、各大队放!怎么放?一按照现有人口;二远搭近;三肥搭瘦;四一个单个子2份、两个单个子3份;五参军未提干的留一份;六有保管室的折价变卖,钱分给大家。先不宣传,只干不谈,先干一季再说。《国际歌》是趁热打铁才能成功,农民语言就是说干就干不等场散。干得好,人民满意就长此下去;干得不好,就收回来,保得将军去就保得将军来。在一个地方当官,人民没有饭吃,这个官当起还有什么意义?!我的事情,大家不要担心,错过了生产季节影响收成。大家看行不行?”
 
 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:“行,书记都不怕我们怕什么?”这样参会的同志一起在公社吃了饭,抱着喜忧参半的心情,各自回到大队。
 
  第二天,各大队都召开生产队队长会议,传达公社党委和我主张下放土地搞大包干的几点意见。谁知这样一来,便呈现出解放初搞土改分田分地真忙的局势。
 
  一晃到五六月,各队生产形势喜人,农民更是赞不绝口。我在蹲点的林坪大队调查何大六家时,他激动地说:“过去的大集体把我搞寒心了,原来集体我分得540斤,现在一个包谷一斤,扳回包谷46背,平均每背120斤,共计5520斤,各种瓜瓜菜菜太多太多,不计其数。包谷成熟的季节,吃了农民送来的不少包谷粑,干群关系较之前大有改观,真是‘政策好来天帮忙,农民勤快多打粮’。—季包谷的收成,胜过全年的总收入。”
 
  时间过得真快,不觉又到了金秋时节,眼看各地是大丰收的到来,不少农户的收成是乘法式的增长,原来大集体时只能分到五六百斤,现在产量达到3000多斤的户数较多。总之没有听到欠收的哀叹声。1978年因为下放土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,全社双征任务提前完成,荣获全区第一名。区委由原来的担心变成了放心,出现了家家户户粮食多、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多的局面。增产总量无法统计,典型户增产明显,生猪统计也能说明,在未搞大包干之前没有一户过年杀猪有300到400斤的,大包干后,杀年猪400斤以上的有严先坤、刘安文等3户,300斤以上的有6户,200斤以上的不计其数无法统计,只有4户没有杀过年猪。
 
  这些数字是朴素的,但它是闪光的。
 
  哪有纸包得住火哟。大丰收喜悦的到来,周边亲戚连亲戚的,哪有不摆的呢?邻居公社的群众对我说:“王书记,你为什么不怕,把田土分给社员,农民得饱饭吃?我们公社的领导却怕兮兮的。书记,你们公社的社员好哟,多吃两年饱饭。”
 
  但有趣的是,即便这样的事实摆在面前了,仍然有干部认为我这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,还打电话到遵义地委告状,惊动了长征老干部地委副书记王道金同志。
 
  王道金同志驱车来林阁公社,一些老党员老土改们还误认为是上级来抓我了。大队支书赵光恒就带了秦步云、秦步轩等到王书记的车旁说:“下放土地是我们贫下中农要吃饭,王书记根本不晓得……”我出来打招呼才制止了吵闹。
 
  随同王道金书记的有他的秘书和区委的一个同志。他们知道我就是王德碧后,秘书说:“哟,你就是那个王书记呀!据反应,你已经把土地包干给社员了。今天我们书记来就是要请你把你怎么干的如实地谈谈?没关系,有啥说啥,优点缺点长处短处都要讲,不要顾虑。”
 
  这个秘书做了最起码的思想工作后,我便毫无顾虑地将我社开展大包干的原委和盘托出,并阐述了取得的丰硕成果。汇报途中我还问王书记喜不喜欢吃糍粑、包谷粑?王道金书记说:“可以尝一点。”正好早上有群众给我送来的,这时我喊炊事员把糍粑和包谷粑用铁锅烙来给王书记和秘书他们吃。王书记边吃边开玩笑说:“这就是下放土地的成果。要是我们爬雪山过草地有这东西吃,不知道要少死多少人哟!”我便插话道:“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,要不是老书记们跟随毛主席打天下,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哟?”我又继续汇报。
 
  在外面窗户下的几个老党员,听到我们谈笑风生的和谐气氛,才解除了对我的担心。
 
  听完我的汇报后,老书记说:“既然已经搞了,同时人民又得利,让他们再搞一季嘛。”这时我问了一句:“要是我错了,保得将军去就保得将军来,是不是要纠?”王书记又说:“再搞一季再说,我又没有喊你马上纠。”
 
  当时包喜头区的张柏权副书记则安排各公社:“你们各自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,不要一刀切,但要解放思想,不要当抵门杠。”
 
  从此以后,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上乘风破浪,前进!前进!
 
  一次大胆的发言
 
  在1979年3月县委召开的县、区、公社、大队支书参加的四干会上,县委张伯权副书记找我谈话,要我在下午的大会上发言。
 
  我说:“书记,我们公社不是先进,我更不是先进,发什么言呢?”
 
  张书记说:“你就说你是怎么搞土地下放、搞大包干的,在大会上发言,不要有什么顾虑,怎么干的就怎么谈,群众反应如何你都谈。”
 
  我趁此探问一句:“书记,是不是我干错了?要在大会上反省?”
 
  张书记说:“哪里是?你不要误会,县委对你有什么看法的话就不会叫你发言了。”
 
  眼看下午开会的时间不到两小时了,我便匆匆吃了午饭就回到寝室,拟了五条提纲。
 
  下午发言时,我说:“与会的领导和同志们都知道,我们林阁公社是离县城70多里的山多平地少、土多田少、两区5个公社挨邻的好地方。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,这是不可忘记的。不过多年的大集体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温饱。为了充分体现党领导的优越性,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温饱,经过林阁公社党委研究决定于1978年正月十六起,搞土地下放,大包干,排除‘下边望、上边放、中间还有抵门杠’的现象。”
 
  我说,“公社党委态度鲜明大胆开拓,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,现在已经大见成效。一是粮食产量大增。增产数量无法统计,我只能举例说:一个小季就超过一年的总产量,林坪大队楠木树生产队刘树轩家原来分得麦子368斤,去年打得小麦3石2斗,按照1斗40斤算,合计:1280斤,多得922斤;新山大队田治宽,大集体时分390斤,去年收了1444斤,多收1054斤;何教队何大六,集体时分包谷540斤,去年掰包谷3240斤,多收2700斤;同心队蔡斗良,往年分320斤,去年得3600斤,多3280斤;云丰队张明华往年收包谷1800斤,包干后得5400斤,多了3600斤;洋芋收4500斤以上的也有14户。二是畜牧业大发展。全社1405户,往年234户未杀过年猪,去年只有4户未杀,杀400斤以上的3户,300斤以上的28户,200斤以上的太多太多,无法统计,最瘦的也在150斤以上。”
 
  我说,“这是往年没有过的,出现了猪多、肥多、粮食多的良性循环。干群关系有很大好转,经常有人给公社干部送包谷粑、糍粑。去年地委副书记王道金来林阁调研时,就边吃糍粑边有趣地说:‘这就是你们大包干的成果嘛!’春节过后干部刚回来上班,就常被公社附近的群众请去家中吃饭,公社党委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行,才采取措施制止了这种吃喝现象的继续。”
 
  当我发言结束走下台后,有拍我肩膀伸大拇指叫好的、有热情和我握手的、也有为我担忧的,真是多元化的表现,至今历历在目。
 
  这就是我在林阁公社10年献给林阁人民群众的一份薄礼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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