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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吃穿住行故事

2018-07-11 10:31来源:中国酒都网 作者:龙先绪 评论:0 条评论点击量:0人次
我出生在“三分天灾,七分人祸”的三年困难时期:全国都学习苏联的集体农庄,大办人民公社大食堂;大炼钢铁、超英赶美。
  吃 饭
 
  我出生在“三分天灾,七分人祸”的三年困难时期:全国都学习苏联的集体农庄,大办人民公社大食堂;大炼钢铁、超英赶美。彭德怀元帅回故乡,见到此情景,曾写有一首诗:“谷撒地,薯叶枯。青壮炼铁去,收禾童与姑。来年日子怎么过,我为人民鼓与呼。”据母亲讲,那时人们没有饭吃饿肚子,吃草头木根,本生产队有一人实在受不了,偷了邻家的一只猫杀来吃。鲁迅先生是仇猫的,但老百姓没有鲁迅先生的认识,始终是爱猫的。对杀猫的人十分不满,给他取绰号“猫屠子”。此人我见过,近年才去世。
 
  我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生活了十几年,吃饭没有生产队大食堂了,都是自家做饭吃了。但吃饭仍是大问题。我们生产队山地多,田地少,每年生产的粮食上交公粮后,分到社员家中的就很少了。一年的收成只够半年吃,青黄不接之时我们是半饥半饱。平时我们吃的是杂粮:包谷、大麦、小麦、高粱及小谷、稗子,加以红苕。大米除非是生病或过年才吃上一顿。我那时年纪小,未能参加生产队劳动,就在家里做饭。那些杂七杂八的粮食,汇在一锅里,有的耐煮、有的不耐煮,往往生熟不匀,经常得到母亲的打骂。那时又没有油、肉吃,吃这些杂粮不经饿,时常饥肠辘辘,只得摘野果子充饥。记得有一年冬天,我家断口粮了,上面就叫到公社仓库去背粮,但领到的是干苕片,这些苕片大概是用煤火烘干的,沾染了二氧化碳。我们拿来舂成粉末做粑吃,吃了头闷痛;汇在杂粮里煮,吃起来也不是滋味。但为了救命还得咽下去。我一年到头盼望的是过年,年晚饭有大米饭、有肉吃。记得有一年过年我敞开肚皮吃,一连吃了两钵。但消化成了问题,用铺盖叠着坐了几天才算了事。
 
  我读高中了,离家三十五里路,需要住校,每月要交十五斤包谷,国家补助十斤大米。学校伙食团将包谷粉碎后,汇在大米里煮,有时直截煨稛包谷籽。说是有一半大米,其实都是老师们和伙食团的工人吃了。我们的饭碗里面只有几颗白色的大米。但我们是学生,要尊敬老师和工人,我们愿意接受,我们没有怨言。我们交菜饭钱,我们吃的是一大锅菜汤,汤上漂浮着几颗油星。按季节,菜有老荒瓜片、牛皮菜、萝卜菜、酸盐菜等。我们打饭后,工人便舀一瓢汤菜倒在上面。吃着吃着,未磨细的包谷嘴、苞谷皮就浮在碗面上。但我们不管这些,毅然吃下去,因为这种东西也没有多余的。我们上课,老师讲课时,想到的是吃饭,巴不得早点下课。当下课钟声一响,就拿着比脑壳还大的饭碗,像从牢里放出来一样,直奔食堂窗口。因为打饭要凭力气,没有一个学生愿意排队。每个学期,食堂将节约的钱买猪杀来打牙祭,为了多吃到一份肉,我就用两张饭票打两份,一口气将它吃下去。肚子倒是饱饱的,不饿了,但结果是拉了几天肚子。
 
  两年熬过去了,我考取了学校,那是师范院校类,生活费全免。我们吃的东西简直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,一日三餐,餐餐好吃。早餐有面条、粉条、馒头、包子、花卷、油条、有三鲜菜汤;中晚餐有大米饭,汤菜、干菜有若干种,顿顿有瘦肉、肥肉吃。我好比叫花子遇见冷稀饭,开始是猛吃肉,大有冯谖客孟尝君之乐。但我时常想到家中的母亲、兄长吃的,我就暗自落泪,他们的苦日子何时才到头呢?我把我的生活情况,写信告诉他们。他们回信说,他们已比以前吃得好了。我以为是他们故意安慰我,意思是叫我好好读书,不要分心担忧他们。假期回家果然是真的,家里有大米饭吃、有肉吃,哥哥说,生产队已解体,土地下放承包到户,只要勤劳,肯动脑筋,就有好日子过。前几年回家,哥哥说他的陈大米吃不完,拿给猪吃。我说,过去我们吃猪吃的,现在猪吃我们吃的,真有趣。
 
  苦日子过够了,人们就想弥补过去,要吃泰国米,每顿要有鸡鸭鱼肉。我虽不这样想,但也少不了这些。现在肚子越来越大,各种疾病也应运而生。因此我越想吃粗粮,越想吃野菜。
 
  穿 衣
 
  我青少年时穿过白棉布、劳动布、阴单布做的衣服,并且疤重疤的打上补丁。那时每个成年人每年仅有三尺三寸的布票购布料。劳动布穿烂后,尽是襟襟,上山割牛草、打猪草都容易沾上巴豆子、毛锥子。回家后,要慢慢取尽才能穿着睡觉。因为没换洗衣服,一件衣服,一年四季都穿着。衣服汉渍斑斑,往往长虱子。暖和的白天,我脱下来捉;寒冷的冬夜,我牵着衣服在火炉上烤,那些虱子落在火膛里,只听见啪啪地响。洗衣服不容易有一次,特别是裤子,仅有一条。我年纪虽小,也知道差耻。必须到深夜人们都睡了,才脱下来洗。且要在火炉边烘干,天还不亮就要起床穿上。我的母亲对我很关心,她很节俭买了一段灯草绒,一段卡机布,放在箱子里,过一段时间要拿来翻晒一次。但总不肯做衣服给我穿,说是要留我找媳妇的聘礼。俗话说:“人是桩桩,全靠衣妆,”我穿着那样的寒酸,到高中毕业时,始终没有一个姑娘看上我。要到城市上学了,我的哥哥不忍我那样去入学,特别卖了一头猪,让我做了一件新衣服,一条新裤子,剩余的钱全交给我。我到学校又买了一件涤卡衣服,买了一双皮鞋,换掉我穿去的破解放鞋。我并不是要与别人比高低,只是让别人不作贱我罢了。母亲保存的衣料,后来听说是烂掉了。
 
  我工作时,农村经济也活跃了,人们的穿着也焕然一新。我教书的学校附近有一乡场,赶场天姑娘们都穿得漂亮,也很时尚,同事写了一首竹枝诗:“村姑赶集一身新,涤确凉衫半透明。手上入时英纳格,脚登新式半高跟。”我年轻,有经济支配,也赶时髦,穿过喇叭裤、西装、毕挺的风衣。在学校可要算开风气之先的人。一天,老校长写一首诗给我,其中云:“长发浪子,卷毛艳妇。更有甚者,摇起喇叭裤,长街上,拖来扫去,乐煞了清道夫!”对赶时髦者竭尽讽刺能事,并下令要在校园内剪掉喇叭裤。我不敢再穿了。我买的西装放了半年亦不敢穿,后来在电视里看见中央领导人都穿了。有一天,终于大胆地束上金丝领带,大胆地穿上走在校园里,顿时吸起了许多眼光。当经过饭厅门口时,我教的一位女生从饭厅走出说“好饱啊。”我听到后不是滋味。因为我们方言有“宝气”一词,大概指穿着怪异、不合时宜的人。上课时我叫那女生站出来,问他为什么说我穿西装“宝?”她说是自已饭吃得饱,并没有说我“宝”,是我自已多疑。我无话可说。本来是要显示师道尊严,却反而自讨没趣。我的风衣穿上却风度翩翩,走在街上确有姑娘们侧目而视。还记得一个冬天下大雪,我穿着风衣去上课,下课回寝室,途中有几个大胆的女生在我背后打雪仗,雪团不断向我袭来。我知道她们喜欢我,看我表现如何。但我头也不回,辜负了她们的一番美意。
 
  我现在已年过半百,西方的穿戴潮流不断涌进我们这里,街市出售的衣服款式多种多样。我给我的爱人和女儿讲,穿什么样式都可以,但绝不能穿裤腿上尽是破洞的裤子。我呢,尽管爱人给我买了几种款式的衣服,但总喜欢穿中山装。爱人说太土了,我说土总比洋好。市里开领导干部大会,通知要求着正装,我穿着中山装走进会场,而其他的全是打领带穿西装。但也没有哪个找我的麻烦,说我不遵守规矩。看来究竟什么是正装还没有统一,目前是中山装亦可,西装亦可。今后要不要统一为一种呢?我不得而知。
 
  住 房
 
  父亲走时给我们留下了三间破茅屋,门户已破损,鸡犬可以任意出入。记得有一晚深夜,鸡棚里的鸡们惊叫起来,原来是野猫来抓鸡了。顿时惊醒了全家,我胆小吓得发抖。没几年,我们屋子漏雨了,我们用盆盆罐罐来接雨,可是漏洞太多,器具太少。因此,“雨脚如麻未断绝”时,正是“床头屋漏无干处。”我哥哥不过十三、四岁,还没有能力修屋。母亲请了两个亲戚割茅草翻修,当他们上房顶,将腐烂的屋草揎下时,到处是大拇指一般大的肥虫,看去很怕人。又大概住了五年吧,房顶开始漏雨了。母亲对哥哥说你也长大了,要说亲事了,住烂草房,谁看得上呢?干脆拆了修成瓦房。母亲去找亲友借钱,哥哥专备木料。我年纪虽小,帮助哥哥抬木料,哥哥抬大半头,我抬小半头。经一年多的时间,房架起来了,接着就是背瓦盖房。当我们搬入新房时,全家人都哭了。
 
  我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家,读高中两年是住校的,学生宿室是一间篱穿壁漏的大瓦屋,上面未有楼板。里面住着几十个学生,隔公厕又远。晚上有的学生起来解溲就在屋角,因此屋里时时有一股熏人的臭味。到了冬天,冷风从瓦缝吹进来,呜呜的响,我们一晚到亮都不能入眠。天亮了,脚还是冰冷的。这时我很想我的家,我的家是温暖的。不安居,难乐业。我进校时遇见各种困难,也刻苦学习。成绩在班上数第一。后来实在难以忍受不了饥饿和寒冷,成绩突然下降。毕业时侥幸考取了学校,再后来就参加工作了。
 
  参加工作后,住的都是公家的房子,有砖木结构的,钢筋混凝土的,直至有地板砖装饰的,真正是“风雨不动安如山。”一日,我在伏案办公,一个农民站在我门口问事。我叫他进来,他反问我可以进来吗?我说房子是公家的,老百姓的钱修的,怎么不可以进来?在单位每年都要出几趟公差,进城住的都是高档宾馆、酒店。住过标准间,住过总统套房,住过五星级宾馆。要不是中央反“四风”,还不知要浪费国家多少钱呢?
 
  我自家的住房,在二十年中换了几次,一次比一次宽敞。但左邻右舍,上下楼层的邻居都不熟悉,不是我不去认他们,而是他们不愿认识我。我寂寞,好像生活在真空中。于是我想我的家人,想我的老房子。退休了,回老家度晚年去。
 
  出 行
 
  我十七岁之前没有坐过车,但却走了不少的路,仅以读书来说吧。小学每天来回要走三十里路,共读了五年,每年按两百天计算,五年共一千天,有三万里;初中来回要走四十里,共读了三年,每年按两百天计算,三年共六百天,则有二万四千里。小学初中八年,共计走了五万四千里路。
 
  我坐车是在县城参加高考时,母亲给了我十元钱,用一块二角钱在乡场上坐了开往县城的客车。那时从县城开往我们乡场的客车,每天仅有一趟,头一天就要在车站买好票。我只顾考试,未知此事。考完试回家时,已没有车坐了,几个同学约起走路。在途中遇见一辆货车路过,我不顾一切爬上去。但司机很不仁道,每走几步来一个急刹,整得我们坐立不安,呕吐不止。我们只得乖乖下车,在公路边躺下,待恢复了元气,再继续走路。
 
  高考后,我录取在遵义师专。从家到遵义要三天才能到达,第一天是从家起身,走路到乡场上找过地方住下。第二天坐车到县城,住旅社。第三天早上由县城坐每天仅一趟的客车到遵义。放寒假了,我们回家提前三天到车站买票,坐票没有了,只有站票。归家心切,站票也要走。那趟车站票的人很多,我挤上去之后,几乎出不了气,眼睛看不到窗外,浑浑噩噩十几小时才达到县城。度完了寒假要回校,我哥哥为我做一口装杂物的木箱子。他送我上车,箱子要放在车顶蓬上,他捆好后,我却挤不上车。车子已发动,他又赶紧把箱子取下。这时我又挤上了车。到县城后,才知道箱子没有在车上。第二天他又托人将箱子送到县城。我在遵义读了两年书,每一次坐车都是艰难的。现在高速公路通了,去遵义犹如从厨房到客厅,十分方便。
 
 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一次出行,是由县城到省城。第一天出发到鸭溪便堵车,公路坑坑洼洼,又无人疏导。司机们又忙着赶路,凡有空隙就开过去,以为可以节省时间,殊不知欲速则不达。我们在车上宿了一晚,又饿又渴。谢天谢地,终于通行了。天气太炎热了,只得将车窗打开透风,前面的车走过,车后一阵尘土飞扬,直往后面的车窗里钻。坐车人的头发便蒙上一层尘土;白色衬衣因汗水浸湿,尘土飞来伏在上面,将白色染成黄色。一车人看去个个灰头土脸,狼狈不堪。下午到了息烽,车子坏了。司机把引擎盖打开,钻在车下仰面修理,我们蹲在路边等候。几个小时过去了,仍修不好。天色逐渐向晚,我们只得投奔农家找歇处。第二天一早去看,司机说要到贵阳找师傅来修。我们只得步行到息烽县城,自家掏钱另买票坐车去贵阳。
 
  现在我老家也修通了乡村路,村民大多买上了私家车,从家门口起程,可达通都大邑,甚至去国外。我因工作的便利,抬手动脚都坐车,海陆空的交通工具都享用了,以致步行太少,下肢动脉硬化。半生乘车跑了祖国不少的地方,但回忆总觉心里空空。有人总结道:“上车睡觉,下车屙尿。风景拍照,回来啥子都不知道。”诚哉斯言。譬如有些政府官员花几十万元人民币到西欧参观考察,回来后,一问三不知。只是说,我国落后,一百年都赶不上。我想起乡贤黎庶昌先生光绪十三年进北京,他从家启程,虽吃了不少的苦,但写了一部《丁亥入都纪程》,记载了沿途的山川要塞,名胜古迹,风土民情,农作物种植等,处处关乎国计民生。一个真正为民的官员,应当知道便利的交通是为老百姓便利,不是为自已考察民情时“跑马观花”便利的。
【 责任编辑:钱芳 】